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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基永解读:为何《黄冈端砚》成工艺史热门话题?

发表时间: 2024-09-13 02:01

梁基永解读:为何《黄冈端砚》成工艺史热门话题?

明代端石六龙砚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
作为一名古物爱好者和广东历史研究者,端砚是我的挚爱之物,近二十年,每年都会去肇庆寻砚访石,有遇到好石好砚,便会生起考证癖,想知道其出生地(坑口),背后的历史如何等等。这些年也收集了一些史料,虽然不完整,却慢慢萌生出一种理念,即现在坊间流传的很多“说法”甚或正式的“文献”,很多都是耳食之言,纵使是名家所云,多半属于道听途说,由此可以想象到很多工艺史,莫不如是。

说回端砚,对于广东历史稍有涉猎者,都知道端砚产自端州,“端州”就是肇庆,从这里走出去的北宋皇帝宋徽宗更是赫赫有名,端砚在文房四宝中,是砚台类的第一首选。不过端砚究竟产自何区,最早出现在何时,又以何处为佳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去古董街一看,满街都说老坑,究竟什么才是“老坑”,真正的老坑究竟如何,资深古玩家也说不清楚,这也印证了纸本的工艺史,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藏家甚至是博物馆的需求。

《黄冈端砚》,吴劲雄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23。

《广府文库》新出的《黄冈端砚》(吴劲雄著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23),是一本小册子,细翻之下,却是目前所知比较“靠谱”的一种,作者没有迷信过去的材料,而是自己用功将文献从头到末整理了一番,为后来者研究端砚史树立了新的标杆。黄冈这个地名颇陌生,其实就是端砚最好的产区,肇庆西江段羚羊峡中的一个村庄,这个村子居民多姓黄,靠山吃山,代代相传以开采端石为业。黄冈虽然包括了很多端砚的坑洞,但并不是端石唯一产区,其对岸的沙埔就是另一种砚石的产地,所以这本书应该视作重新整理的端砚小史。

作者没有迷信和照抄近世的文字,端砚的很多“官方”的说辞,其实多半没有认真考究,例如说端砚的肇始时期在唐代,但是“端砚”这个词其实唐代并没有出现,书中引清代计楠的《石隐砚谈》说过“东坡云,端溪石,始出于唐武德之世”,作者并没有迷信,他查证过东坡先生并没有说过这句话。他又举出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评价当时砚石,以山东青州为第一,并没有列举端砚,以证明唐代时端砚没有进入高层次文化人的圈子,这些都是根据可靠文献得出的结论。

工艺史是必须以文证史,又必须还诸实物,唐代确实有形制如“风”字的端砚传世,唐墓中也有出土不少类似砚石,不过若以存世实物目测,是很难和我们所认定的一些端砚产区一一对应的。

端砚从北宋开始正式为文人所珍爱和抬举,著名的北宋书画大家米芾写有《砚史》,其中有专章记载端州砚,是最早记录端砚的文献之一,又北宋《元丰九域志》有端砚作为贡品的记载,这些都是作者认为可以采信的真正史料。而作为民间众口相传的一些传说,作者则巧妙地用春秋笔法来陈述,例如肇庆民间耳熟能详的“包拯不贪一砚,掷砚成沙洲”的传说,这是绕不开的有关端砚的故事。于是书中将《宋史》的真实记载,结合七星岩内包拯的题名,和民间传说分开叙述,总之信者自信,文献的记述则条理分明,这种处理无疑是得体的。

作者是文献专业出身,所以他对于端砚的存世文献,网罗非常透彻。不仅包括从宋代到近代的端砚书籍和篇章,还包括了历代著名文人的诗歌、笔记等等,比起以往当地整理的史料更为详尽和可靠。难得的是,作者还亲自跋山涉水,到一些著名的砚坑作田野调查,书中的很多砚坑照片,我看着非常亲切和熟悉。历代爱好端砚者,谁不想亲自到坑洞中亲眼看一下呢。然而端砚的最佳产区,也就是历代作为贡品的“老坑”,深藏在今日羚羊峡底部,在古代,要上千人在西江的枯水期,用人力一桶一桶地将渗入岩层的西江水排干,要用上整个月的时间才能下洞工作,各种危险辛苦,不是文人能够想象的。

端砚的文献史与实物,也在这个节骨眼上产生了断层和误区。文人负责记录和赏玩,但是工匠则负责产出和销售。从人性来揣测,不难知道,甚少涉足坑洞的文人,对于石头的优劣往往依赖工匠的嘴巴,这样文献与实物慢慢就脱节了。如果把古书的记载,作为存世实物的鉴定依据,不难想象这是真正的缘木求鱼。这种现象不仅在端砚,在其他工艺品中也存在,想象一下作为一个象牙雕刻工匠或者宣纸的制作匠人,把象牙、宣纸制作描绘得越难,产品的身价自然也会抬高。即使是宣纸这类本来不算难获得材料的工艺,将树皮的珍贵和加工的难度作一些夸张的描述,当然也是非常合理的做法。

了解了这些事实,我们不难想象,现存的各种工艺珍玩,其制作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我们在书斋中舒服阅读的史料要复杂很多。我的一个更真实的感受,则是很多工艺品的历史,是由产区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负责收集整理,由于历史和水平限制,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过程中,出错的几率不少。仅以端砚的产区为例,这里所盛产的一种家喻户晓的美食“裹蒸”,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,就有记载说清代大家王士禛有过题咏此食物的诗句,原文和诗题都有记载。最近才被发现王氏作品中并没有这首诗,上举苏东坡的例子也是明显的个案。

工艺史的另一个大问题,就是整理者是否有能力将实物的鉴定和田野调查以及文献挂钩。仍以端砚为例,博物馆有实物,但是面对博物馆或者私人藏品,作者是否能够判断它出自什么坑洞,与文献上所记载的哪个品种相符?这个难题横亘在流传千年的文人之中,古书上记载的所谓“石品”,那些描述性的语句,与存世的砚台有多少是相符的?那些相传为名人铭刻的端砚,又有多少是原物?如果说文献和田野是工艺史的“二难并”,那么对实物的鉴定则比上述二难更加复杂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文献学者,不过对于实物砚台,他可能并不熟悉,例如书中的插图,虽然很小心地只选用博物馆的藏品,避免了私人藏品中的争议问题。不过看他所选的一些古代名人题铭砚,很可能只是后代的仿品,书中一方据收藏单位鉴定为明代的方砚,作者根据博物馆提供的铭文说刻四字是“静夜通鞠”,其实这四个字是读反了的“鞠通夜静”,鞠通是古琴的雅称,这反映了作者对文物相对陌生。

这本书对于端砚的文献,是目前所知较为全面的论述,田野观察也包含在内,固然不能求全责备。此前很多肇庆本地的工艺师参与编写书籍,对于实物的掌握较为准确,工艺上所描述相对具体,但是文献方面错讹甚多。工艺美术专门史的写作之难,由此可见。

梁基永

责编 刘小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