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路线之争”背后的佛教传承史：大迦叶、阿难与富楼那研究

阿难被排挤出“七叶窟”，差点不能参加佛经结集

“戒律”一直是佛教的根本大问题。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堂兄提婆达多提出了“五法”，要求所有的僧人终身乞食、终身穿粪扫衣、终身露坐（不住室内）、终身不吃盐、终身不食鱼、肉。此“五法”遭到释迦牟尼的反对，双方为此发生争执，提婆达多脱离僧团，另立门户。提婆达多派直到唐朝仍然存在，玄奘法师到天竺取经时还曾遇到过他们。

关于是否要坚持“苦行”，是否要将世俗欲望压缩到zui低限度？佛教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。

一个是以大迦叶为首的“头陀”派。他们推崇苦行，认为苦行是获得解脱的关键法门。大迦叶经常在墓地尸林中打坐幂想，任凭日晒雨淋，忍受着身旁尸体腐烂的臭气，他常年穿着破烂不堪的粪扫衣，过着極其简朴的生活。他的苦行连佛陀都看不下去，劝他不要再坚持。但大迦叶终身都没有放弃苦行，因而在僧团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威望。佛陀去世后，大迦叶坚持信众要严格遵守佛陀制定的戒律，不能做任何更改和变通。

另一个以富楼那为首，提倡“灵活持戒”。他们认为在不同的地域和人群中，戒律应当作适当的调整，以便于不同的信众遵行。富楼那号称“说法第壹”，在释迦牟尼诸大弟子中，以善于讲说佛法，吸引信众而闻名，是佛教的“宣传部长”，长期到不同的地区和人群中弘法。他深知不同地区和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独特的习性，如果不对戒律做适当变通，佛法将很难普度众生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释迦牟尼奉行的是不苦不乐的中道，他并不认为苦行是获得解脱的途径，但他允许迦叶坚持自己的修行方式。而对于那些在外从事弘法工作的弟子，佛陀也曾对他们承许过“小小戒可舍”，意思是可以做细节上的变通。

保守派与改革派虽有分歧，但由于有释迦牟尼居中协调，双方并没有发生争端。但是，当释迦牟尼涅槃之后，在进行佛经结集时，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

对此，佛陀临终前曾确定大迦叶为自己涅槃后的僧团领导人。其实大迦叶比佛陀的岁数还大，但他的身体很硬朗，而舍利弗、目键连等大弟子早已去世，阿难又太年轻，僧团中以大迦叶的威望zui高，所以佛陀其实也没有选择，只能确定大迦叶为接班人。

而在更早一些时候，佛陀曾确定舍利弗、大目健连、阿难为“付法人”。佛陀曾对自己以往的言教，进行了总结和归纳，系统性地讲述给三人听闻。但舍利弗、大目健连早于佛陀去世，阿难便成了佛陀涅槃后听经闻法zui完整的在世弟子。为了保持“佛法一味”（教义的统一），佛陀临终前再次明确阿难为“付法人”。对于一个宗教组织来说，“付法人”甚至比行政领导更重要。

公元前485年，佛陀在拘尸那国跋提河边的树林中去世时。当时摩诃迦叶并不在场，当他得知佛陀涅槃的消息后，立即带着众弟子赶往拘尸那国跋提河边。在赶路的过程中，他听到一位僧人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这么难过呢？佛陀入灭后，我们不是更加自由了吗？”

僧团中有这种想法的人竟然不在少数，这使大迦叶非常着急。于是在举行了佛陀的荼毗仪式后。大迦叶立即召集众阿罗汉到王舍城外的七叶窟进行佛经结集。

据说当时响应大迦叶号召赶往七叶窟的僧人有九万九千九百六十人。大迦叶只挑选了五百名阿罗汉进入七叶窟，其余众人则被排除在窟外。

但在开始时，“多闻第壹”的阿难也被排除在七叶窟外，大迦叶的理由是阿难尚未证果，而且指责他曾犯下了六项突吉罗罪。

阿难当时的处境非常难堪。佛陀在世时经常称赞他，现在佛陀一去世，他就遭受了被排挤的耻辱。

阿难对大迦叶说：“阿罗汉心无挂碍，不能做佛陀的侍者，我为服侍佛陀不得已而保留一些凡夫的习性。其实我早就可以取证了。之所以不取证，是为了服侍佛陀。”

但大迦叶对阿难说：“你在服侍佛陀时六次触犯‘突吉罗罪’，你应当做突吉罗罪忏悔，不能参加佛经结集。”

阿难：“我犯了哪些突吉罗罪，请大迦叶尊者指出来，以便我作突吉罗忏悔？”

大迦叶：“佛陀不同意女人出家，你却为大爱道等女众反复劝请。佛陀因你的反复劝请而允许女人出家，使原本一千年的‘正法’缩减一半，只剩下五百年。这是你的突吉罗罪！”

阿难：“三世诸佛皆有女众弟子，为什么我释迦牟尼佛不能有？”

大迦叶：“佛陀食用了纯陀供养的蘑菇后中毒，想通过喝水来jiě毒，派你去河边取水，但你却没有取来水，使佛陀毒发得更快，这是你的突吉罗罪。”

阿难：“我去河边取水时，正好有五百乘车从上游截流而过，河水被弄得很赃，我不能取赃水供养佛。”

大迦叶：“再赃的河水以佛眼看来也是清净的，你为何不取水？”

阿难：“这是我的突吉罗罪，我愿做突吉罗罪忏悔！”

大迦叶：“佛陀入涅槃后，你将他的衣服全部脱掉，让众女人观看佛陀的阴藏相，这样可耻的事也做得出来，这你的突吉罗罪。”

阿难：“我是为了让她们对女身厌弃，坚定向佛之心。”

大迦叶：“你曾用脚踩踏佛衣，这是你的突吉罗罪。”

阿难：“当时刮起了大风，我去帮佛陀收衣服时不小心踩到的，并非有意对佛不敬。”

对于迦叶的指控，阿难都做了辩解。窟内众阿罗汉一致裁定：阿难犯突吉罗罪，需作突吉罗忏悔。阿难只好长跪于地，在众阿罗汉面前作了忏悔。然后大迦叶当着众阿罗汉的面，牵着阿难的衣服，将他送出了七叶窟。

大迦叶对阿难说，你证阿罗汉果后再进来。

“多闻第壹”的付法人被赶出去之后，七叶窟内以谁为主来诵出经文呢？

阿那律尊者（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）说：“舍利弗也是佛陀钦定的‘付法藏者’，号称‘第贰佛陀’，他虽然早已涅槃，但他的弟子㤭梵钵提得其真传，可担此任。㤭梵钵提现在尸利沙树园，可派人去请他。”

大迦叶于是派一名下座比丘去尸利沙树，邀请㤭梵钵提来参加会议。

下座比丘在尸利沙树园找到㤭梵钵提，对他说明了来意。

㤭梵钵提问他：“为何要我去呢，僧团里发生矛盾了吗？”

下座比丘：“佛陀入涅槃了，大迦叶号召五百阿汉在七叶窟结集佛经，想请大师去会诵经藏。”

㤭梵钵提：“我师父舍利弗呢？”

下座比丘：“舍利弗尊者早已涅槃。”

㤭梵钵提：“为何不请阿难尊者诵出经藏，他是多闻第壹。”

下座比丘：“佛陀入涅槃后，阿难尊者俗情难断，整日忧愁哭泣，无法担当此任。”

㤭梵钵提：“佛陀之子罗睺罗呢？可以请他诵出经藏。”

下座比丘：“罗睺罗得证阿罗汉后，整日无忧无虑，不关心教中事务，连佛陀的葬礼都没出席。”

㤭梵钵提：“父子之爱难断，罗睺罗已断，当然无忧无虑。我也无忧无虑，而且我师父已涅槃，所以我不想参与佛经结集了。”

下座比丘没有将㤭梵钵提请到七叶窟来。

而窟内没有哪一位阿罗汉能诵出佛陀身前的全部言教。经过一番讨论后，还是把阿难请了进来。因为只有阿难能将佛陀一生的言教全部复述出来。

据说阿难由于被赶出七叶窟而深感羞愧，于是发奋精进以致于短时内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然后他去敲洞窟的大门。大迦叶问是谁在敲门？阿难说是我。大迦叶问他来干什么？阿难说自己已经证果。大迦叶说既然你已经证果，那就从锁孔里面钻进来吧。

阿难于是显示神通，直接从锁孔中钻了进去。

迦叶见阿难确实已经证得了阿罗汉果，便对阿难解释说：“因为佛陀身前对我有过交待，要我帮你摆脱俗情，助你证果……”

然后，大迦叶请阿难坐于“师子座”，诵出佛陀的言教，由窟内众阿罗汉相互质证。

阿难说：如是我闻，佛陀在某时某地说了些什么，有某某人在场可以证明……

阿难像复读机一样背诵着释迦牟尼身前的言教。他每诵出一段就停顿下来，等着众阿罗汉提出异议，以确定与佛陀生前所说是否一致？如果有异议就当场讨论，直到所有阿罗汉都没有意见了，才确定为大家公认的佛经。

阿难诵完经藏后，接下来“持戒第壹”的优婆离尊者诵出律藏。但在优婆离诵出律藏的时候，窟内再次发生了争议。

那就是前面提到的“小小戒可舍”的问题。

在优婆离诵出律藏后，大迦叶发表讲话，他说佛陀制定的戒律要作为永世的法则，永远不得更改。佛陀已经作出规定的，后世一定要执行。佛陀没有作出规定的，后世也不得作出规定。(若佛所不制，不应妄制，若已制，不得有违)

但阿难提出异议，佛陀曾对他说过“阿难！自今日始，听诸比丘舍小小戒。”

众多阿罗汉证实阿难说的是事实，佛陀确实曾说过“小小戒可舍”，他们可以作证。

但大迦叶问阿难：“当时佛陀说了是哪些‘小小戒’可舍没有？”

阿难说：“佛陀没有说具体哪些小小戒可舍。”

于是，大迦叶对众阿罗汉说：“戒为佛法之根本。佛陀没有说哪些小小戒可舍，后世弟子就不可随意舍戒，否则佛法将会因随意舍戒而衰亡！”

窟外结集

据说号称“说法第壹”的富楼那当时并没有参与七叶窟内的集结。因为佛陀涅槃时，他在很远的地方弘法。当他得知佛陀涅槃后，大迦叶召集僧众集结佛经时，立即带着自己的弟子赶往七叶窟。但是，当他赶到七叶窟时，佛经结集已经结束了。

大迦叶向富楼那通报了结集佛经的情况。

富楼那听完后，对阿难诵出的经藏没有异议。但对律藏有异议，他认为有些戒条制定得太过严苛了，不做适当的调整在有些地方无法执行。

富楼那认为佛陀在世时曾说过的“小小戒可舍”，其愿望是为了普度众生，所以后世弟子在一些细节上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也是如法的。

但大迦叶坚持认为，佛陀虽说过“小小戒可舍”，但并没有具体说哪些小小戒可舍，后世弟子就不能擅自改变，否则后患无穷。

富楼那说，舍与不舍这个问题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判断，而未来的情境是无穷无尽的，佛陀不可能一一作出说明。

双方为此辩论了很久，都言之成理。

富楼那后来对大迦叶说：你可以结集，我也可以集结。

于是，富楼那也召集“五比丘”等数百名大阿罗汉，又进行了一场佛经结集。相对于大迦叶组织的“窟内结集”，富楼那组织的这个叫“窟外结集”。

关于“窟外结集”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。有传说富楼那早于佛陀去世，不可能组织窟外结集。也有说他在佛陀涅槃十年后才去世。还有传说，阿难参加了文殊菩萨在铁围山组织的大乘佛经结集。

关于戒律问题，一百年之后在东方的毗舍离还有一场大结集。

参考资料：龙树菩萨《大智度论》、杜继文《佛教史》、平川彰《印度佛教史》